十堰为何叫“十堰”

作者  康安宇

十堰为何叫“十堰”？“十堰”二字，源于何处？这看似简单的地名溯源，却因早期文献的语焉不详与后世解释的众说纷纭，演变为一桩聚讼纷纭、耐人寻味的文史公案。 

文献迷雾：最早记载的歧义与解读困境 

探寻“十堰”之名的源头，必须回到存世的古代方志舆图之中。长期以来，学界多将明嘉靖（1522-1566）年间编纂的《湖广图经志书》视为记载“十堰”最早的文献。然而，深入稽考可发现，时代更早的《郧阳府志》其实已有相关记录，该志始修于明弘治（1488-1505）年间，万历（1573 -1620）时续修。两书所载“十堰地名由来”的内容，乍看基本相同，但细审之，却存微妙的差异：

《郧阳府志•水利》载：“（十堰在）县南六十里，引溪水为之。”这里的“县”，指明代郧阳府府治所在的郧县（即今十堰市郧阳区）。“县南六十里”的方位，与今日十堰市的老城区核心地带大致吻合。这条记载简洁而确凿，指认“十堰”是当时郧县境内一处具体的水利设施——一座用于导引溪水、灌溉田亩的堰塘。 但稍晚成书的《湖广图经志书•山川》的表述却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：“（十堰）在县南，因溪作十堰，以灌田。”其中“作十堰”三字，语义骤然变得模糊多解。它既可以理解为“十堰”是一个固定的地名（即在该地修筑了一座名为“十堰”的堰），也可以解读为“沿着溪流修筑了十座堰”。正是这一模棱两可的记载，在后世泛起了“十堰即十个堰”的层层联想涟漪，为数百年来的争议埋下了最初的伏笔。 

 “十个堰”之说：考据下的难以成立 

倘若历史上真存在一套从“头堰”、“二堰”直至“十堰”的、完整且具有标志性的数字序列堰塘，并且重要到足以成为整个区域的统称，那么在历代系统编纂的府志及省志中，理应留下清晰、连贯的痕迹。然而，仔细爬梳现存全部明清几百年来所修的《郧阳府志》（包括各种续修、补遗版本，累计约八修）以及《湖广图经志书》，一个显著的事实是：在关于古“十堰”地区的记载中，仅有“十堰”这一处数字地名被反复提及，从未出现与之配套的、成体系的“头堰”至“九堰”等其他数字堰名。 事实上，如今在十堰市区所能听到的“头堰”、“二堰”、“三堰”等地名，大多迟至清末、民国乃至更晚的地方文献、碑刻或口述传承中才零星出现。而且，这些后起的地名所指称的地点存在模糊、重叠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。例如，晚清一些史料提及的“四堰河”，描述其西流经老人仓，最终在黄龙镇汇入堵河；而今天被称为“四堰”的地方（原十堰大学附近），却与史料所述的“四堰河”根本不在同一流域。更有甚者，现今在老城区的茅箭、张湾等不同区域内，名为“头堰”、“二堰”、“三堰”、“四堰”的地点不止一处，其总数远超“十”之整数，根本无法构成一个逻辑严整、从一到十的序列。这些现象强烈地暗示：这些分散的数字堰名，并非与“十堰”之名是同时诞生的“原生兄弟”，而更像是后世人们为了附会“十”这个数字，在历史长河中逐步“层累”衍生出来的地名现象，属于“倒推”和“拼凑”的结果。 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反证来自方志内部的对比。在同一部《郧阳府志》乃至《湖广图经志书》中，对于郧阳府下辖的竹溪县境内明确存在的“头堰、第二堰、第三堰……”这样的堰塘序列，编修者都给予了清晰的记录。倘若在府治所在的、更为重要的郧县，真的存在一个完整且更具规模的“十个堰”序列，历代方志编修者们怎么可能只记一个孤零零的“十堰”，而对其他九座堰塘绝口不提？这于情于理都难以说通。因此，从早期文献的证据链来看，“十堰”最初极有可能并非一个序列的总称，而就是单纯的一座独立堰塘的专有名称。 

流行诸说辨疑：困于“十”字迷阵的推论 

受“十个堰”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后世衍生出了多种解释“十”由来的说法，但细究之下，大多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或史实漏洞，略举数例： 

“数十说”：此说直接尝试在现实中找出对应的十个数字堰。但由于缺乏明代及清中前期的文献实证，该说只能依靠晚近出现的地名进行拼凑，结果便是同一数字地名在多个区域重复出现，若将老城区所有带数字的堰名相加，总数远不止十个，这种混乱状况反而凸显了该说的牵强与后起性质。 

 “凑十说”：为了化解“数十说”的尴尬，此说假设古人是在流经城区的百二河与犟河两条河流上分别筑堰，或各筑五座，或一河六座、一河四座，最终凑成十座。这一构想看似巧妙，却刻意忽视了方志中记载的、这两条河流上原有的诸多历史堰名，如“久经坪堰”、“虎尾堰”、“尖山堰”、“月竹堰”（或“岳竹堰”）等。这些拥有具体名称的非数字堰，证明了当地的堰塘命名并非遵循数字序列。强行将部分堰塘纳入一个假想的数字序列，无异于削足适履。此外，从明代中期该区域的人口规模和农业开发程度判断，在短距离河段上密集修建十座功能相似的堰塘，其必要性和经济可行性也值得怀疑。 

“机构说”：该说认为“十堰”是清代一个管理十座数字序列堰塘的水利管理机构名称，后来机构名演化为地名。此说最大的硬伤在于时间错位。“十堰”之名明确见于明代文献，远早于任何关于此类管理机构的假设年代。此外，如果真存在这样一个专门机构，其管理范围理应覆盖区域内所有重要的水利设施，不可能只管理十座名字带数字的堰塘，而将其他名称各异的堰塘排除在外，这在管理逻辑上难以成立。 上述诸说，尽管视角各异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：它们都被“十”这个数字困住，试图在“数量”上做文章，从而忽略了从语音、地理、物质文化等更本源的角度进行探求的可能。 

破局关键：“石堰”——被遗忘的地名本源 

要解开“十堰”之名源头的死结，或许需要彻底跳出“十个堰”的思维定势，将视野拓展到更广阔的语言学、历史地理与物质生产背景中。一个至关重要的突破口，出现在清代的军事档案《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》里。该档案详细记载了嘉庆（1796-1821）年间清军围剿白莲教起义的战事，其中提到官兵曾在“孙家湾、石堰、花果园一带”展开行动。文中提及的几个地名：“孙家湾”位于今丹江口市西部，“花果园”即今十堰老城区西部，而处于两者之间的“石堰”，所指正是今日十堰老城区的核心区域。在要求地理位置高度精确的军情奏报中，官方文书使用的是“石堰”而非“十堰”，这一记录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。此外，在其他一些非方志文献记载中，也偶有“什堰”、“石堰”等作为“十堰”异写形式的出现。 这一切线索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合理的推测：“十堰”的本源，很可能就是“石堰”。

翻阅郧阳府各地县志，以“石”为名的堰塘、渠圳比比皆是，如“石渠堰”、“石槽堰”、“团石堰”、“石河堰”等等。 那么，“石堰”又是如何演变为“十堰”的呢？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在于语言的音转流变。在方志传抄、口头流传的漫长过程中，由于音近而产生的讹写几乎不可避免。很可能在某个环节，“石堰”被误听或误写为“十堰”，而这一写法又被后来的官修志书所采纳和固化，从此“十堰”之名行于世，其原本的“石筑”之义却逐渐被遗忘。

这一音转讹变说，能够完满地解释为何早期文献中只有孤立的“十堰”之名，而无其他数字堰配套——因为它本就不是数字序列的成员，其“十”字最初并无数量含义，仅仅是一个同音替代字。因此，关于十堰地名来历的一个更为合理的链条应当是：因引溪灌溉，就地取石筑堰而得名“石堰”；后因当地方言中“石”、“十”音近，在流传中发生音转讹写，被记作“十堰”；此称载入方志，得以固定，并随着地域发展而沿用至今。 

编辑：李世醒